年是一个名词，它是时间的长度单位。过年是一个动词，跨过新旧年的节点。儿时觉得年很长，过年太快。如今觉得年很短，过年太慢。

谈起年，总会和老家联系在一起，年上对家的情节格外浓烈。在外定居已十年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近两年回老家次数能多几回，是因为母亲的牙掉了，父亲酒精中毒吐血了，胞弟结婚了。并非逢年过节，这样的回家来去匆匆，感觉不到家的味道，只是紧绷着心弦，一头扯着工作，一头揪着父母的身体。相比儿时，多了牵扯和乡愁。

小时候的年，腊月是前战。杀猪宰羊，打扫卫生，置办年货，村里人忙得不亦乐乎；孩子们用欢乐的奔跑串起乡间的忙碌，拔猪鬃，捡尿泡，让年的五线谱多了些许跳动的音符。故乡的年都与雪有缘，除夕晚上伴着哔哔啵啵的鞭炮声，大雪在孩子们熟睡的时候覆盖了整个村庄，像棉被，皑皑刺眼。初一早上，父亲总是天未亮就唠唠叨叨地叫我们起床。手里提着的不是贵重物品，一斤冰糖，两瓶罐头，是让我们去送给太太和爷爷奶奶的，期待的是老人们即将发到手中的崭新的两元红包，可以买货郎担子百宝箱里五颜六色的豆豆糖和水枪。新鞋踏着一拃厚的雪，咯吱咯吱，那声音曾经不觉得怎样，如今稀罕成了家乡的脉搏！“给太太磕头了，给爷爷奶奶磕头了”，幼稚的声音略带羞涩，大人们随声附和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的娃赶紧起来”，接过红包就去过我们自己的春节了，大人们坐在一起花天酒地！

今年的年和去年一样，因为疫情就地在第二故乡过年，与老家亦是天各一方，年三十与父母微信视频拜年。母亲烫了头，戴了一对耳环，比农忙时节显得洋气了些，父亲在视频里呵呵笑着，开口便说:“今年过年不喝酒，你安心上班。”桌子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年夜饭，一盘饺子格外显眼，包得粗狂，馅儿的内容基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萝卜和分量不足的肉末儿，隔着屏幕闻不到味儿，但我嗅得到划过味蕾熟悉的记忆，这是母亲的味道，几十年是不会变的，隔着岁月与距离越好闻。

儿时，年是伙伴们的特属，放鞭炮、穿新衣、压岁钱，无外乎是最简单的快乐和年味儿，不懂得何为情结，孱头的我把春节亲人的聚会当作最头疼的事。三十年后，春节的年味被时间和距离剥蚀得所剩无几，裸露地骨感，方觉这才是故乡年的骨架，瘦弱有力！

卖豆腐的乡音，窜天猴里夹杂的欢乐，面粉馇的浆糊的糊香味儿，做工粗糙的新衣，这都是年的记忆。时间带走了儿时的年，带来了新时代的年，不再为吃穿发愁，不再因一身新衣服激动得睡不着。只是在他乡的年里，牵挂年逾九旬的外婆，花甲的父母，和深山里埋着的最疼爱我的他们。多想长绳系日，在年上还能收到他们的压岁钱，可我已经长大，却把红包发给下一辈。

有一首歌，叫做《心念》，歌中唱到:“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”，歌词戳中了泪点，心头一悸。有一首诗，叫做《回乡偶书》，诗中诵道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第一次背它是豆蔻，有所体悟是而立。人生如旅途，年是车站，当不再漂泊，终点就定格在故乡。人生如风筝，线的那头是故乡，才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父母尚在，年上总还有归途。难的是这样的归途总是那么奢侈。趁着归途还在，能多奢侈几回也是幸福的。下一个年，祈愿国泰民安，疫情不在，我们约定回家过年。